“利益就是美国比人命重要”

知事：为何美国拥有顶级的医疗资源却交出了最差的疫情防控答卷？

萨拉·弗朗德斯： 真正的原因是，美国是死亡一个为大企业利益服务的体系，企业的病例百万利益就是比数百万人的生命权更重要，这是今破机整个系统运作的方式，决定了美国政府的资本主义结构、媒体的已上运作，以及最高法院和宪法的呼吸应用，成为了化解新冠危机中的美国最大障碍。

结果就是死亡，尽管美国拥有大量受过专业训练的病例百万医务人员，但在这种体系下，今破机每一个转折点上美国都会倾向于那个最有利可图的资本主义选择，无论是已上在核酸检测，还是呼吸在疫苗分发方式上。

萨拉·弗朗德斯资料图

不仅如此，美国美国也完全缺乏国家医疗体系。每家医院、医疗机构都是独立的，并由许多小型私营公司承包。美国的医疗保健是为了利益而存在。制药、医疗和保险公司是当今美国最赚钱的公司，再加上石油和国防公司，它们控制美国的金融资本。这种根深蒂固的逐利性贯穿于实验室工作到订购口罩的每一个环节。可以说，正是资本主义制度让病毒在一些国家变得如此难以控制。

当我们分析西方媒体的报道，从呼吸机短缺，到新冠肺炎的严重程度，再到中美两国的疫情数据对比，我们看到了大量观点矛盾、导向分裂的报道，它们背后的资本博弈，将美国民众带入了一个个混乱的视听错觉中。虽然我们无法预测美国疫情未来的走向，但是结局的糟糕程度一定超乎任何人的预期。

纽约“为死者游行”活动抗议政府应对疫情不力。图源：视觉中国

李小轩：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拥有世界领先的医疗资源，但是资本家和私人医疗集团走到了一起，医疗费随之水涨船高至不可思议的程度。

其实萨拉最近也感染了新冠病毒，一开始居然找不到检测点。医生说她不算严重，叫她在家自我恢复。因为药物紧缺，只能给最严重的人，医生就只叫她吃维生素，又好笑又悲哀。在我的身边，也有很多美国人不把疫苗当回事，其中不乏精英阶层人士。

美国防控疫情的举措被高度政治化，坚决防疫被视为“丢脸”。这其实是一种弱者的姿态，一方面怕死，一方面怕丢面子，造成了疫情越来越严重，也造成了社会的进一步混乱和分化。

如同无法治愈的饥饿

知事：疫情初期，美国为何不及时与他国合作开发疫苗？为什么说合作开发疫苗是对美国在全球的商业利益和资本主义根基的威胁？

萨拉·弗朗德斯： 美国政府拒绝与中国合作研发疫苗，这是因为不惜一切代价竞争是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根深蒂固的系统性反应，即便是数百万人的生命危在旦夕，这一体系依旧不做调整。大型制药企业也不能无偿提供全球分发的疫苗，这将对其公司利润构成严重威胁。

为什么美国不能控制住新冠疫情，考虑一下为什么饥饿问题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普遍流行就明白了。

世界上最大的杀手不是新冠病毒，而是饥饿，全球每年有700多万人死于饥饿。但是，饥饿其实是一种人人都知道如何“治疗”的“疾病”，即便是婴儿。“治疗”饥饿不需要特殊的疫苗，但资本主义制度就是无法“治疗”饥饿。在美国，你很容易就能看到，等待获取食物的队伍延伸到几个街区外。甚至，美国经济最发达的纽约市都有200多万人正在挨饿，约占总人口的1/4。

2020年圣诞节前夕，美国佛州民众大排长龙领取慈善组织援助的食品。图源：

结束饥饿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吗？不是，中国向全世界证明，结束近8亿人的饥饿和贫困可以实现，这样的历史性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作用。全球粮食供过于求，足以养活世界上每个人，但在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盛行的世界，仅仅是提供食物让人们都得以生存，资本主义制度都不愿去做。

摇摇欲坠的“晚期资本主义”

知事：本书邀请的很多学者都认为，资本主义的美国没有有效的办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也没有能力领导其帝国主义盟友或者长期主导的发展中国家了。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的衰落，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落？

萨拉·弗朗德斯： 是的，这就是“晚期资本主义”（Late Stage Capitalism）的表现。美国基础设施的落后，各政府机构之间缺乏协调，无疑使情况更糟。在这里，每个城市、县、城镇都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分销系统、卫生系统，这种医疗基础设施系统的落后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可以提取你的指纹并在几分钟里识别你的身份，但就是不愿意投资卫生基础设施。

西欧国家虽然有国家医疗计划，但价格仍然高得惊人。因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商业开放。在疫情肆虐的背景下，为了能让工人尽早开工，这些国家也会违背原本的防疫政策。因此，疫情防控不住，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资本主义本身。

李小轩：疫情肆虐是美国的“切尔诺贝利事件”，但距离其彻底衰落还有一段距离，要警醒美国极右分子宣传的所谓“美国在未来三至五年内会发生内战”的说法，这只是在把矛盾引向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发泄口而已，而这个发泄口有可能是俄罗斯，也有可能是中国。

“新闻自由”是一种幻觉

知事：《呼吸机上的资本主义：新冠肺炎对中美的影响》这本书曾遭亚马逊“封杀”，被逼下架，被嘲为：“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还要誓死封闭你说话的权利。”这与美国一向声称的“出版言论自由”是否相悖？

李小轩：在美国，这种被突然封杀下架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包括萨拉所在的美国工人世界党（WWP）出版的书籍也多次遭遇这种突然封杀。

2003年7月，李小轩在伊拉克采访。图源：本人提供

在美国，你可以出版一本书，拿个书号不成问题，问题在于推广。资产阶级网络零售巨头控制下的图书分发市场轻而易举地掐断了本书的推广渠道。这意味着你有印书的自由，但是没有流通的自由。

此外，我的推特账号也因为推广本书被封禁。渠道全部关闭，你没办法再讲话，也不会有人知道。

萨拉·弗朗德斯： 新闻自由是一个很好的词，但实际上“自由”却只属于大媒体公司，它们拥有控制信息的自由，与他们的观点背道而驰是不被允许的。就像“民主”或许多其他词汇一样，在美国，它们并不是字面意思。

所以亚马逊做了对自己来说最赚钱的事，其他媒体也是如此。例如，音乐播客网站Spotify为其播客节目《Joe Rogan Experience》支付一亿美元，向数百万听众销售广告就能收获颇丰，尽管该节目不停地散播虚假信息，如“新冠病毒是不存在的”“疫苗是危险的”“口罩是一种压迫”等等。亚马逊也一样，它愿意出售危言耸听的书籍，但不愿意出售述说真相的书籍。这只是美国资本主义下的日常生活，新闻自由是一种幻觉。

法国杜埃的亚马逊标志。图源：视觉中国

这是“美国的切尔诺贝利”

知事：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极少提及与社会主义国家在疫情中的死亡率对比。美国究竟在怕什么？

李小轩：无论是上层统治精英还是底层，无论是“左”还是“右”，对华有敌意是一个共识，根源来自美国对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价值观，看低是必然的。因此对外战争就是美国的计划经济，对外援助就是和平演变。

从美国的历史上来看，每当一个族群对白人的生活利益产生威胁时，都会遭到激烈的抵制。如果少数族裔在美国仅仅从事扫厕所、剪草、炒饭的廉价工作，就不会遭到强烈压制，但如果他们“胆敢”在更高技能的工作上对美国精英阶层带来压力，“邪恶想法”就出现了，这不仅针对中国人，曾经也针对墨西哥人和非洲裔。

就像一个输了钱的赌徒迫切需要翻盘赚钱一样，美国政府把新冠病毒视作扭转局面的赌注，将新冠肺炎险恶地称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在疫情开始时，他们完全相信反华媒体散布的所谓“实验室病毒泄露论”并以此攻击中国。

美军在阿富汗展开作战行动。图源：视觉中国

讽刺的是，中国动员全国人民抗击新冠病毒，而美国政府却将国家带入深重灾难。专治各种不服的新冠肺炎终究成为了“美国的切尔诺贝利”。

萨拉·弗朗德斯： 100万人因新冠肺炎死亡，这对美国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尤其当与中国相较，更显尴尬和羞辱。然而几乎每天，美国的媒体几乎每一篇报道都至少有一段话批评中国，或攻击中国的防疫政策。

美国加州塔扎纳，医生在查看一名新冠肺炎患者的情况。图源：视觉中国

这套宣传机器正在马力十足地全天候运作，在美国媒体的报道框架中，中国的抗疫是多么压迫，而我们是多么自由地去感染病毒，多么自由地死去，多么自由地让人们忽视每一个安全预防措施。

与此同时，致力于维护美国主导地位的帝国主义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却在互相指责，就谁在中国问题上“更软弱”开展针锋相对的较量。无论是对中国的敌意、贸易制裁、军事包围，两党都意见一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明白，他们指责中国，是因为不能指责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为揭露这一制度的根本缺陷，可能会导致颠覆性的后果。